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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风险偏好改善为何如此之难?

兴证固收研究3158710/22 16:29

当前“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一个核心阻碍在于银行风险偏好较低。

标签: 风险 货币宽松 中国经济

来源:兴证固收研究(ID:xyzq_fi)


当前“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一个核心阻碍在于银行风险偏好较低。9月经济和金融数据指向当前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仍然存在明显不畅,其背后一个核心的阻碍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相对低迷,具体表现在:1)对公贷款的久期偏好较短,票贴充额度的现象明显;2)偏好高流动性和安全性的资产;3)票贴利率下行明显,但贷款利率仍处高位。


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银行风险偏好较低的阶段,有何相似之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也曾出现过两次银行风险偏好降低的阶段,背后存在一些相似之处:1)基本面均出现恶化,融资需求明显回落;2)货币政策持续宽松;3)银行资产质量快速下降抑制其风险偏好。


过去两轮银行风险偏好是如何修复的?两轮风险偏好修复都伴随着基本面预期改善和融资需求见底回升,其背后有一些重要条件的变化:


首先,“宽货币”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政策从紧信用转向宽信用,但关键是打开了加杠杆空间;


加杠杆的驱动力:地产提供“权益”资金,地方政府是载体;


银行表外扩张也从资金端对接了加杠杆的需求。


当前困局和历史的不同:


当前基本面下探程度不及前两轮,外部冲击和债务约束“硬化”是触发风险偏好下降的直接原因;


融资需求仍面临内生回落压力,这是接下来制约银行风险偏好的另一重考验;


政策虽宽信用对冲,但结构化导向明确,仍然缺少加杠杆的驱动力和载体;


理财和表外扩张受限,银行也系统性缺乏高风险偏好资金。


本轮银行风险偏好修复注定不易,宽货币+融资需求放缓的组合仍将延续,这将继续利好利率债趋势。以往政策宽信用的同时也打开了加杠杆空间,但本轮宽信用明显是结构化的,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重塑注定需要较长时间,而与此同时,过去两年经济刺激效果衰减,叠加外部环境恶化,融资需求的内生下行趋势可能才逐渐显现,对资产质量的担忧上升在未来仍将继续限制银行风险偏好的改善程度。稳预期和防止经济失速的要求下,货币政策易松难紧,宽货币+融资需求放缓的组合利好中期利率债的走势,曲线在当前陡峭化的基础上有望向牛平演化。


风险提示:基本面变化超预期;监管政策超预期


报告正文


银行风险偏好趋降


当前“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一个核心阻碍在于银行风险偏好较低。7月下旬政策基调转向以来,尽管决策层作出诸多努力旨在疏通货币政策向信用环境的传导,但效果仍不尽如人意。9月经济和金融数据指向当前宽货币向宽信用的传导仍然存在明显不畅,其背后一个核心的阻碍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偏好相对低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贷款久期下降。中长期贷款信用风险大于短久期,银行风险偏好下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缩短贷款期限。2018年以来,企业部门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显著下降。


偏好流动性和安全性更高的资产。2018年9月以来银行加大配置流动性和安全性更好的利率债和存单,信用债托管量回落,指向银行风险偏好下降明显。另外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偏向安全性更高的居民部门也说明银行风险偏好趋于下降。


票贴利率持续下行,但贷款、信托等利率居高不下,指向银行在资产配置偏好有所偏倚。今年以来,信托收益率上升指向实体融资需求仍然旺盛,而票据贴现利率下行指向银行将资产配置侧重于票据融资。银行用信用风险较低的票据“填额度”是风险偏好下降的典型表现。


历史上银行风险偏好低的阶段


历史上存在类似当前银行风险偏好较低的阶段,有何相似之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也曾出现过两次银行风险偏好降低的阶段,分别在2011年10月至2012年4月和2014年至2015年。


2011-2012年和2014-2015年两次银行风险偏好下降都处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策重心转向稳增长的阶段,具体来说,这两个阶段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相似之处:


基本面均出现恶化,融资需求明显回落。2011年-2012年经济增速快速回落,2011四个季度GDP同比分别为10.2%、10%、9.4%和8.8%,2012年前三季度分别为8.1%、7.6%和7.5%,直至四季度GDP才企稳回升至8.1%。同一时期,PMI、工业增加值等月度指标也从高位迅速回落,“经济软着陆”成为这一阶段的关键词。2014年初至2016年初,工业增加值由8.2%直线回落至5.4%,经济的严峻形势更甚于2011年。伴随着基本面恶化的是融资需求的明显回落,M2和社融均大幅下行。


货币政策持续宽松。2012年初央行开启第一轮降准周期,其中有对冲外需冲击下外汇占款减少导致基础货币投放减少的因素,避免经济“硬着陆”也是很重要的考量。2015年初央行开始第二轮降准周期,稳增长是货币政策放松的主要原因。


银行资产质量快速下降抑制其风险偏好。随着宏观经济景气度回落,银行不良贷款率迅速攀升,2011年四季度应不良贷款率上升11bp,2014-2015年银行不良贷款率也逐季加速上升。不良贷款率上升显著抑制了银行的放贷意愿。


总结来说,经济下行背景下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和资本金约束是银行风险偏好降低的直接原因。信贷资产质量下降直接降低了银行的放贷意愿,同时,不良贷款冲销需要消耗银行资本金。另一方面经济增速下滑后银行盈利状况恶化,内生资本积累速度放慢,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资本金对信贷资产扩张的约束。


过去两轮银行风险偏好低的阶段如何终结?


从过去两轮银行风险偏好低的终结来看,银行风险偏好改善离不开基本面好转和融资需求回升。具体来说,过去两轮银行风险偏好走出低谷时以下几个方面出现了积极变化:


首先,“宽货币”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货币政策由收紧转向宽松并不能直接带来融资需求的回升,除了货币政策的放松,过去两轮银行风险偏好走出低谷还需要在其他方面出现积极变化。


政策从紧信用转向宽信用,但关键是打开了加杠杆空间。加杠杆的传统部门为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它们历来也是中央调控和监管的重点,“货币”变为“信用”流入实体的关键一环是政府对地产和融资平台监管的放松。


2012年政策上由收紧到放松完成快速切换。1)地产部门。2011年中央连续加息抑制经济过热,同时国务院推出“国八条”加强房地产调控。但经济形势很快从过热切换至增长失速,稳增长成为政策的首要目标。2012年初的降息降准实质性放松了房地产调控,地产部门加杠杆的空间打开。2)地方政府部门。2011年,银监会发布《关于切实做好2011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工作的通知》(34号文),审计署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城投融资收紧引发川公路、云南城投、上海申虹等信用风险事件。2012年稳增长压力下,地方融资平台监管趋于放松,“城投信仰”的恢复使城投债信用利差大幅收窄,城投平台加杠杆空间打开。


2014年地产去库存和大力发展PPP模式打开了地产部门和地方政府加杠杆的空间。1)地产部门。2014年各大城市的房地产限购政策逐步取消,当年“930新政”更是从名义上“维稳”房地产。2015年的“330新政”进一步降低首付比例,鼓励居民加杠杆。货币政策上的“双降”以及创设PSL支持棚改货币化安置进一步促进了地产和居民部门加杠杆。2)地方政府部门。2014年中央对地方债务问题监管再次趋严,国务院发布“43号文”要求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城投信仰再次面临打破。2015年稳增长压力下政策开始转向,国务院要求银行支持平台公司在建项目的后续融资,并通过大力发展PPP模式给基建项目融资,地方政府加杠杆的大幕再次开启。


加杠杆的驱动力:地产提供“权益”资金,地方政府是载体。2012 年之前,贸易顺差和外部资金的流入,实际上构成了企业部门加杠杆的基础“权益”,从融资需求的变化与企业部门的投融资活动密切相关; 然而, 2012年以来,随着外汇占款的趋势回落,原有的“权益”增长萎缩,而同时经济对地产的依赖程度上升,这伴随的是地产成为各个部门加杠杆背后的基础“权益”核心提供方,例如居民的按揭抵押贷款、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以及地产投资拉动上下游利润和融资需求的拉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地产和地方政府部门密不可分,两者共同成为驱动融资需求周期的核心因素。


银行表外扩张也从资金端对接了加杠杆的需求。2011年以来,银行理财余额增速加快,增量从每年不到2万亿迅猛升至2015年的8.5万亿。另外,信托贷款在2012年和2015年也出现增长的高峰。理财和非标的增长正好对应被政策“松绑”的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为这两大传统加杠杆主体提供资金。一般而言,表内资金风险偏好较低,且受政策监管较严,低资质的房地产和城投部门很难从银行表内获得贷款。理财和非标的“上位”成为2012年和2015年房地产和融资平台加杠杆不可或缺的因素。


这次和历史有何不一样?


当前基本面下探程度不及前两轮,外部冲击和债务约束“硬化”是触发风险偏好下降的直接原因。前两轮银行低风险偏好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巨大,各项经济数据全面失速。与前两轮不同的是,目前基本面才刚刚高位回落,风险偏好降低主要出于外部冲击和债务约束“硬化”:1)中美贸易争端还在持续发酵,明年初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将由10%提升至25%,另外更大规模的出口商品也可能面临加征关税;2)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约束并未放松,逐步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将是大势所趋。虽然目前政策处于“稳杠杆”阶段,但再次开启“去杠杆”的预期直接抑制了银行风险偏好。


融资需求仍面临内生回落压力,这是接下来制约银行风险偏好的另一重考验。融资需求回落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1)目前地产投资仍在高位,房地产产业链仍能对基本面提供一定支撑。但是目前地产销售和投资下滑的趋势初显,地产周期回落将严重拖累基本面;2)9月的进出口数据也处于高位,其中有厂商在关税提高前“抢出口”的因素。当前的进出口高增长不可持续,明年外需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


政策虽宽信用对冲,但结构化导向明确,仍然缺少加杠杆的驱动力和载体。前两轮银行低风险偏好阶段,政策层面对房地产和地方政府部门的融资需求“松绑”,所以前两轮宽信用到风险偏好改善只是时间问题,这一轮可能不只是时间问题,还有结构的问题。1)空间和风险制约传统部门加杠杆。过去的三轮稳增长,分别由工业企业部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及居民部门轮流充当“加杠杆”的主力。目前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继续加杠杆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继续走老路将不可避免加大金融风险。2)政策宽信用导向小微企业。本轮“宽信用”结构化的特征十分明显,即着眼于改善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小微企业由于经营不确定性较大,对各类负面冲击的抵御能力最弱,其信用风险最高,因此目前小微企业暂不具备成为加杠杆载体的条件。


理财和表外扩张受限,银行也系统性缺乏高风险偏好资金。过去非标融资高增长的基本条件是银行理财规模的大幅扩张。银行信誉兜底的“刚兑”叠加“资金池”的运作模式使银行理财“完美”解决了资产和负债在久期和风险上不匹配的问题。2017年金融去杠杆打破了同业负债-同业理财-委外的套利模式,银行理财规模停止扩张。随着资管新规正式稿公布,原有的银行理财模式将彻底终结,存量非标资产的缩量直至消亡已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但是,表外资产回表难度太大,表内无论资本金约束还是风险偏好,都不足以承接过去银行理财对接的非标资产。


本轮银行风险偏好修复注定不易,宽货币+融资需求放缓的组合仍将延续,这将继续利好利率债趋势。以往政策宽信用的同时也打开了加杠杆空间,但本轮宽信用明显是结构化的,微观主体的资产负债表重塑注定需要较长时间,而与此同时,过去两年经济刺激效果衰减,叠加外部环境恶化,融资需求的内生下行趋势可能才逐渐显现,对资产质量的担忧上升在未来仍将继续限制银行风险偏好的改善程度。稳预期和防止经济失速的要求下,货币政策易松难紧,宽货币+融资需求放缓的组合利好中期利率债的走势,曲线在当前陡峭化的基础上有望向牛平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