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熊柴、孙婉莹
一、疫情主要是短期冲击,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果能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主导全球。2019年中国GDP规模达99万亿元,相当于14.4万亿美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2019年GDP为21.4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约67%,中美差距正在快速缩小。据IMF估计,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86.6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和美国占全球GDP比重分别为16.6%和24.7%,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占全球GDP比重仅5.7%。
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6.1%,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尽管当前中国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入中高速发展,但增速换挡后中国经济增速仍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美国GDP实际增速2.3%、韩国2.0%、英国1.4%、日本0.7%,均远落后于中国。
中国人均GDP仍有较大增长空间。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0892元,即10277美元,仅为美国的约1/6,英国的1/5,与1981年的日本、1994年的韩国相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高空间。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60.6%,仅略高于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55.3%,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城镇化率81%。因此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仍有约20%的发展空间。同时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约2.3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的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以移动互联网行业为例,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极大的市场规模,产品一旦成功不仅能够获得广泛的影响力,还能得到大量用户的反馈,帮助企业快速迭代更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截至2019年6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人,较2018年年底增长2984万人,网民手机上网比例达99.1%。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2019年末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约9亿,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中国过去10年培养了约7000多万大学生,包括了大量的技术人才,这使得近年来中国在产业创新,基础科学等领域逐渐开始取得重要进展,一些环节如5G等已经开始取得突破。尽管中国总人口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人口素质的上升使得中国孕育了新一轮、更大的人才(工程师)红利,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人才储备。
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长18.7%。从子行业来看,移动游戏、网络购物、约车平台、旅游平台、智能家居、云计算等众多子行业快速增长。每个子行业都诞生了一批独角兽企业,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创新创业领域的话语权迅速提升。2019年中美新增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12.6%和55.9%,合计占比接近全球的70%。未来中国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二、新冠疫情影响大于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应从供需两侧发力应对疫情冲击
我们初步判断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相比2003年非典,此次疫情传染性更强但致命性更弱,政府应对较快,经验更丰富。但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化危为机,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我们建议,当前应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供求两侧发力,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
一是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实施大规模的基建,“新基建”,把由疫情冲击经济砸的坑填上,尤其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行业投资,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
大规模基建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而且当前大宗商品价格和融资成本低,现在搞成本低。从历史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以基建为核心的4万亿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中国城镇化还有很大空间,但城镇化的人口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们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二是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中美贸易摩擦烽烟不断,大国产业竞争背后是营商环境的竞争,当前中国宏观税负高于美国,非税更高,劳动力、土地、石油、天然气等基础成本大幅上涨。
一方面,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和2个百分点。我国社保负担过重,2019年企业(北京)含五险一金的总社保缴费率39.8%,远高于美国的8.2%、韩国的6.1%、日本的10.1%等,也远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均值的21.9%。
另一方面,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2019年减税降费超2万亿元,但企业的获得感不强,主要原因是减税集中在增值税,增值税本质为价外税,并不与企业盈利直接挂钩;且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议价能力弱,从增值税减税中受益较少。减企业所得税能直接增加企业利润,且使减税普惠化,惠及民营和中小企业。
三、当前需兼顾疫情防控与恢复生产,警惕各地防控疫情“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
目前有些地方疫情防控存在“一刀切、层层加码”的严重问题,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没有兜底预案、企业买单的情况下,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本质上是懒政怠政、不担责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一是人流冻结,返程受阻、隔离期长导致工人无法顺利到岗;二是物流阻断,对外地车辆一律劝返,更有甚者设卡拦截点,以堆放障碍物、挖断公路等方式阻断通行;三是拖延复工,部分地区复工复产需当地部门审批,且附带严格的复工条件,中小企业实质拖延复工;四是物资截流,部分地区直接限售咳嗽、发烧药品;五是地域歧视。
对疫情的“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打乱经济运行秩序,给企业、各行业、产业链、社会稳定带来严峻压力。从企业层面看,收入骤减叠加刚性支出,现金流剧增,68%的受调查企业表示现金余额能维持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从行业层面看,餐饮行业、酒店旅游、影视娱乐、零售、交通运输、房地产及建筑等行业受损较重,约占GDP和就业的30%,一旦出现倒闭潮,将严重拖累经济和就业;从产业层面看,制造业产业链外移加速,多家跨国企业受疫情影响,考虑替代方案,短期停工加剧恶性循环,长期将被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之外;从社会层面看,企业经营困难或倒闭,居民收入下降,物价上涨,威胁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建议当前应坚持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两手抓”,采取分级分类防控措施,杜绝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懒政怠政之实,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地区层面,科学细分疫情轻中重度地区。疫情重度地区应严防死守,防止疫情扩散;疫情中度地区组织低风险人群返岗;疫情较轻地区,在巩固防疫成果的前提下,尽快协调企业有序复工。行业层面,先行启动医用物资、生活必需品、物流、制造等关键行业及上下游产业复工,确保产业链正常运转。企业层面,做好预防和应急预案。尽量尝试远程线上办公,如必须线下办公,需做好错峰上下班、轮岗值班、信息登记、监测体温、口罩佩戴、定点消毒等措施。政府层面,协调企业做好复工,减少复工审批门槛,减免租金、降低用水用电用气成本、利息支出等刚性支出成本,降低社保费、减免税收、减轻企业公积金缴存。对于遭受疫情重创的企业出台临时性保障,维护社会稳定。
四、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需以改革的方法稳增长
危机并不可怕,关键看怎么应对,不要放过任何一次危机。1998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随后我们推动了国企改革和住房改革;2001年面对“狼来了”担忧,我们主动拥抱全球化,加入WTO,极大地释放了人口红利,开启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黄金十年。面对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只要我们以改革的方式积极应对,将化危为机,开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新周期。
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五大配套制度,大力支持行业并购和风险投资,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问题,打通经济金融新循环。
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五大配套制度。其一,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放宽保险、社保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可设定持股下限;扩大陆股通标的,允许外资持有单一股票至30%上限,吸引外资入市。其二,构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新《证券法》已将财务造假处罚上限从60万大幅提高到1000万,并给集体诉讼留下操作空间,但仍然不足以震慑动辄上亿元的证券欺诈案件,建议推动《刑法》联动修订,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主体认定从单位扩大到个人,刑期上限从3年提升到25年。其三,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优质红筹企业回归实质落地,针对企业回归后股权、投资者权益、监管标准等问题出台细则。其四,适度调整金融业增值税抵扣。金融企业有形资产较少,而利息、佣金等支出不允许作为进项抵扣,可增加金融业抵扣项目,降低实际税负。其五,改革交易机制。丰富衍生品供给,在限定投资者、证券品种范围的前提下逐步放宽T+0机制。
三是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强化居住和实体经济属性,弱化金融属性,既不要刺激,也不要刺破,实现“三稳”。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我们近年系统研究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典型经济体的住房制度和房地产市场表现,正反两反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人地挂钩、金融稳定”是实现房地产长治久安的案件。中国房地产市场失衡主要是人地错配、货币大放大收,导致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而且过去的调控重抑制需求轻增加供给、重行政手段轻经济手段、重短期调控轻长效机制。我们建议,一方面,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另一方面,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回归市场化,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支持行业间并购重组。
四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